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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上海民建原工商业者
2019-12-25 10:00:37   作者:石家庄信息港  

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上海民建原工商业者

在建国初期国家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上海民建原工商业者

发布时间:2018-12-23 02:04:02 已有: 人阅读

习总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着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广大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提出希望、寄予厚望,“新一代民营企业家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人艰苦奋斗、敢闯敢干、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的精神,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建国初期,上海民建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资本家,他们都曾目睹过旧中国的贫穷落后、内忧外患,并决心走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他们以坚定的追求和崇高的爱国情怀,怀着爱国报国之志、强国富民之心,为合作事业的发展和祖国繁荣富强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民建先贤们的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纵使时光飞逝,却仍然穿越时空,光耀天下——

盛丕华解放前加入中国建国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全国解放前夕,他应中央邀请,赴北平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在北平期间,盛丕华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活动;参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的制订,并为上海的解放提供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1949年2月,经地下组织的安排,盛丕华从上海赴香港,辗转到达北平,参加了、朱德等检阅人民解放军的仪式。在北平期间,盛丕华下榻的六国饭店112房间,经常来客不断,最频繁的要数中央部长李维汉、秘书长齐燕铭。由于盛丕华先生是事业有成的工商业家,他创办过房地产公司、饭店,担任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银行经理、董事及上海总商会会董等职,阅历丰富,大家谈论的中心议题有都市房地产问题、交易所问题、金融财政、上海的劳资关系等,盛先生驾轻就熟,畅谈自己的看法和想法,指出利弊得失。李维汉建议盛先生能否就都市房地产问题拟订一些条例和办法,盛先生愉快地接受下来,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也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从3月31日至4月4日,他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翻阅了大量资料,拟写成《都市房地产处理办法草案》,详细制定了产权、使用权转移,捐税及接收对象,敌伪房产处理办法等。

4月15日,主席在他办公的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专门宴请从上海赴平的民建领导成员及工商业家,他们是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包达三、孙起孟、吴羹梅、胡子婴等13人。席间,吴羹梅、章乃器谈了工商界的一些情况,盛丕华提供了有关上海经济方面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能组织一个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随南下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这样就能有利于上海经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听了“甚以为然”。嘱勉民建为解放上海提供更多的建议和意见。不久,中央内定潘汉年为上海市副市长,率顾问团随军南下,而盛康年等则作为顾问,一同赴沪。

5月20日,上海附近的几个城市已解放,上海的解放指日可待。盛先生又在积极考虑新生的上海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事了。他借来了《天津市劳资关系处理办法》,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起草了《上海市劳资关系暂行处理条例》。并与胡子婴、黄玠然等工商界人士讨论修改,经过大家广泛讨论的意见,他又仔细推敲,逐字逐句斟酌,最后正式定稿。23日,盛先生又拟写了《工业意见及货币问题》一文,这些由盛先生提供的材料、意见及办法,为在制订各项政策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9月,盛作为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城楼上的开国大典,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余能躬逢其盛,是我一生最为愉快的一日,印象极深,不会忘怀!”

作为一名实业家,胡厥文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胡厥文平生追求的是民族振兴、祖国富强,他办工厂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实业救国。

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市场,而政府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严酷的现实使胡厥文和其他工商界进步人士认识到,单靠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团体。他们在重庆先后接触到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和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多次酝酿,胡厥文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士发起组建了建国会,成为继民盟之后又一与中国党荣辱与共、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重要的党派。

1949年9月,胡厥文以建国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制订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和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功绩。这是胡厥文第一次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他沉浸在一生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愉快之中。10月1日,胡厥文和政协全体代表站在城楼上,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当他看着代表中国人民胜利和团结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感到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蒙受的耻辱终于洗净,从此再不受人欺负了,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新中国的诞生,再次激起了胡厥文实业救国、建设富强祖国的赤子之心。

解放以后,厥老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领导和主持夏令学习会、新时代工商学习会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聘请大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主持实际工作的作报告,热情地组织工商界同仁学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写文章、作报告,宣传《共同纲领》,鼓励同业爱国守法,积极发展生产,广泛宣传的新主义工商政策,对稳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绪,树立对的信任感,为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后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实行标准化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他所创办的新民厂主动承担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和福建上猫水库等大型重闸门启闭机的生产任务,得到国家嘉奖。1957年,新民厂已发展成以生产动力机械设备为主的机械工厂,自行设计生产了400匹马力蒸汽机,试制了小型汽轮机,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汽轮机制造专业工厂。1958年,新民机器厂开始了扩建工作,扩建同时,试制了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3000千瓦汽轮机,并推广生产。新民厂制造的各种汽轮机,装备了全国几十个中、小型电厂,为我国电力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胡厥文的实业报国理想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荣毅仁(1916~2005),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副市长、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

荣毅仁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开始辅助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庞大的家族企业。

1949年,中国党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赢得了对这个国家的领导权。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荣毅仁毅然作出留在上海的决定。“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

1949年6月2日,荣毅仁参加了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中国银行大楼邀集各界人士见面座谈。又由民建会员盛康年直接引见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等市政府。在荣氏企业资金紧张、原料供应不足、困难重重的非常时刻,新政府通过发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1949年1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他代表申新纺织厂系统表示十二万分地拥护公债,认了12万份,后来又增加到60万份。

1950年后,荣毅仁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并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应邀参加了主席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并谈了荣家的发家史和父辈在旧社会办实业的坎坷经历,认为只有跟着党,才有光明前途,在行业中起了模范、带头作用。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他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改革开放第一年,公开倡导:工商界的人要用起来,工商界的钱也要用起来。由此便有了“五老火锅宴”的著名故事。当时说:“你们对搞好经济有很好的意见,我们很高兴。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关门。”1979年6月2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国营企业,荣毅仁担任董事长。一头华发的荣毅仁自掏腰包1000万元,先期启动中信。这一最初的“外贸企业”,可谓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首例,比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还早了一年。

刘靖基的一生处在近代中国人民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伟大转折时代。在每一个关键时期、或是面临一些重大事件时,他总是接受中国党的方针政策,跟着党,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1949年初,刘靖基任上海安达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1~4月间两度赴港,经中国党和当时在港的民建黄炎培等爱国人士的帮助,了解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终于在当年4月搭乘泛美航空公司最后一次班机回到上海。他在90岁寿辰时曾说:“我从香港飞回上海迎接解放,是我平生最大的抉择。”

上海解放后,1949年6月2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中国银行邀集上海产业界人士见面座谈。当时靖公正住在疗养院,接到请柬后,深感十分难得,精神百倍,应邀前去参加。这是当时在上海的高层党、政、军第一次与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见面及座谈。这次座谈会给上海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使大家安下心来,为工商企业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去努力。靖公在参加这次座谈会后,与大家一样,思想开朗起来。不久,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党政领导到靖公家做客便宴,在融洽宽松的环境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逐渐缩短了双方在感情上的距离。

1950年,上海遭到美蒋“二六”轰炸,就在上海遭到困难的关键时刻,靖公当即决定从境外调回66万美元,使企业恢复生产。靖公的这一果断抉择和行动,为全国和上海市工商界“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上海工商界正在开展的“爱国守法”教育起了带头作用。靖公在以后数年中再下决心,把解放前留在香港和海外的资金、原料和机器,先后调回上海,为安达纺织厂在浦东北蔡镇建造了新厂,也就是现在的上棉二十八厂前身。

1950年3月,北京举行全国劳动局局长会议,上海市工商局许涤新局长,市劳动局马纯古局长诚邀靖公参加,上海市工商联随即组成7人顾问团,由靖公担任团长,赴北京参加会议,上海顾问团与劳动部李立三部长和各地劳动局长一起讨论,靖公从工商界角度畅陈意见,受到领导同志的重视。

1979年初上海许多原工商业者会员在落实经济政策后,表示愿将多余款项用于为四化服务,靖公和民建、工商联领导以开拓精神,用民间集资方式带头捐款并发动市民建、工商联骨干,创办了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靖公被选为董事长兼总经理。爱建公司在靖公的领导和努力下日益发展壮大。1992年7月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成为上海市30指数之一。爱建公司是上海市民建、工商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指引下,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实现重点转移的一个重大实际行动,也是民建、工商联协作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正如当时任市委部部长张承宗在爱建公司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这一实际行动是的、爱国的,是扎扎实实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

经叔平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曾因对中国民营经济复苏做出了不懈推动而被誉为“当代中国商业的精神教父”。

经叔平所在的家族企业华明烟草公司销售范围遍及华东华中大部分地区。烟草业是重税区,为了使同业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他对时期烟草业的税务问题悉心研究,在各种场合表达同业的利益,成为行业的代表性人物。经叔平也参加了上海刚解放时陈毅市长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并在会上他代表烟草业“痛责了税收的不合理,希望人民政府能予以废止”。

从这以后,凡涉及工商业税务问题的讨论,上海总少不了经叔平。在解放初的历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每每有经叔平宣传政府税收政策和提出税务问题的建议。较具典型的是1952年9月,在上海市第二届四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说:“三年来,工商界深深体会到新中国税收制度的优越性,最显著特点是收税人与纳税人共同办税,不论在税务法令的制定,税法的执行,都贯彻了共同办税的精神,这对完成三年来的国家税收任务上是有它一定贡献的。因此,继续贯彻共同办税的精神,充分发挥协商是会更有利于我们胜利地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经叔平代表上海工商界在这样的大会上表明观点,本身就说明他对于国家税务政策熟悉程度和理解能力,也表明他在税务专业领域的权威性。

1951年5月12日,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正式成立时,经叔平当选为主任委员。经叔平主持下的卷烟工业同业公会成绩斐然,在公会成立的当年,即1951年9月1日,为响应“六一”号召,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第一次捐献飞机大炮集体缴款大会上。卷烟业捐款20.7亿(旧人民币),列全市270多家同业公会第九,经叔平代表卷烟业与棉纺业的郭棣活等工商界人士上台捐款,老照片留下了历史的一瞬间。捐献飞机大炮活动至1952年1月结束时,卷烟业合计捐款达138亿,按当时15亿一架战斗机折算,捐献战斗机9架余。

经叔平在工商界中表现的睿智和在上的远见卓识,使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先生大为赞赏,请他到北京来工作。陈叔通先生知道经叔平在上海南阳路有一栋小洋楼,便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好条件,最好的四间房子给你了。”过惯大上海优雅生活的经叔平二话没说,举家北迁。后来对于这段经历他回忆说:“那时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奔向哪里,没有什么折扣好打的。”

经叔平先生还堪称中国对外开放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最早实践者之一。1979年,他参与筹备被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荣毅仁先生的主要助手,他先后担任中信董事、副总经理和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促进国家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解放后,郭棣活决定将解放前永安纺织公司在国外订购的一批纺织机械和原材料运回祖国,支援祖国建设。这批物资计有瑞士制造的7千瓦汽轮发电机组一套,一万锭纺织机器全套设备和六千多包美国棉花,价值250万美元。当时有人劝阻他,把这批物资留在香港,以作他用。但郭棣活据理力争,认为这批物资是以上海永安纺织公司的名义,按补充、发展企业的计划订购的,一定要运回上海,用于各家永安纺织厂。于是,郭棣活请中国旅行社办妥转运手续,请国内铁道部门协助,改装运输车厢,特许超度载运,并对经过的隧道进行测量,落实一切安全措施。香港方面,当时任永安纺织公司总经理的郭顺深明大义,也为郭棣活不屈不挠的精神所感动,积极协助把这批物资运回了祖国。当这庞然大物运进了永安纺织厂时,郭棣活徐徐地舒了一口气:“这下子我放心了!”

1950年6月,郭棣活应邀参加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6月10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由周总理、陈毅市长作陪,款待了黄炎培、荣毅仁、郭棣活等人。他给在美国的伯父郭乐的信中说到:“……此次在京获见政府各,印象甚好,对人诚恳谦和,对事认真实干,以为人民为国家服务为主旨,不贪污,不自利,乐于接受批评,倾听工商界之意见,尤其对于上海工商界发表之意见更为欢迎。窃以为我国几百看来由于不良,环境恶劣,积弱萎靡之下,理宜大加改革,力求振作,方有自力更生之望,相信人民政府之施政对于我国可能在短时期大有进步,前途乐观……”

1953年2月,全国政协举行一届四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约见了荣毅仁和郭棣活两位纺织巨子。毛主席打趣说:“你们二位是否先在内地生个‘儿子’?”从此,荣、郭两人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荣、郭决定把申新、永安两个企业内部积累的资金拿出来,和国营经济合作,在安徽省兴建一家拥有5万纱绽和1700台布机的纺织厂。预计投资3千3百亿元(旧人民币)。荣毅仁主持的申新纺织公司投资30%;郭棣活主持的永安纺织公司投资20%;国家投资25%;其余部分另想办法筹集。1955年盛夏,郭棣活等人不顾特大洪水的阻碍,从上海到合肥筹建新厂。郭棣活身材高大,坐在汽车的后排,头部已触到汽车的顶盖。山路崎岖,稍有颠簸,他的头就重重地碰到车顶上。然而,安徽棉纺厂的美好前景吸引着它,一路上,他谈笑风生,兴致盎然。1956年2月,安徽棉纺厂建设工程开工,6月建成投入生产。1986年,安徽棉纺厂一名党委特地来到广州,邀请郭棣活的亲属赴合肥参加该厂三十年厂庆活动。她对郭棣活夫人说:“郭棣活先生为我们建了这么好的工厂,全体干部和工人永远不会忘记他!”

郭棣活一生热心资助教育事业。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为故乡竹秀园小学捐赠了一千银元。几十年来,他和他的亲属一直十分关心这所学校,多次向学校赠款和赠送教学器械,使学校不断扩展,培养出不少人材。1985年初,有关方面再次发给他期间被查抄的损失折款一万五千元,他全部捐献给广东省儿童福利会、广东省育才第二幼儿园等单位。郭棣活十分关心中山华侨中学的建设。早在六十年代,郭棣活就为这所中学捐赠了一座礼堂,后来,学校要用郭棣活的名字来命名几间教室,他说不要用我的名字,要用就用“永安郭”吧。

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民建会组建期间,吴羹梅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民建总部迁沪后,他又投身于进步活动。1947年底民建转入地下,受章乃器之托,他同孙晓村、黄玠然、何萼梅等以董事身份代管中国工业研究所,利用经营范围的合法性,编制《上海工厂名录》、《上海工业概况》、《上海燃料动力供应情况》,为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和和胡子婴、孙晓村就处理公私、劳资关系问题拟具了建议,请人先送往当时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以表达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切。

1948年底,吴羹梅接到了党邀请其参与新政协筹备活动函,欣喜异常。随后于1949年元旦,携家眷绕道香港北上,3月初抵达解放了的北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了政权的垮台。为解放和接管我国的最大都市上海,、周恩来多次嘱勉民建理、监事为解放上海效力。吴羹梅随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等,就接管上海的问题先后7次在北京六国饭店开会,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6月下旬,吴羹梅随黄炎培一行返回上海,为上海恢复工业生产,慰劳人民解放军献计出力。随后,即与有关方面协商建厂事宜,并派出10余名技术员工带着整套制笔设备前往哈尔滨建厂。这是第一家上海企业与国营企业合营在外地建厂,在当时的上海引起很大的轰动。

1949年9月,吴羹梅参加了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次代表大会,10月1日,参加了开国大典。一个来自国统区的中小工商业者,受到党如此厚遇,令吴羹梅感慨万千。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便被委任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和企业管理局副局长。

在1954年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品质过硬的国产绘图铅笔,专业人员大量使用的,还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维纳斯”牌铅笔。经过吴与同仁们数百次的试验,1954年3月,中铅终于制造出“中华”牌绘图铅笔,其质量与舶来品不相上下,这成为中国铅笔工业史上划时代的一笔,外国绘图铅笔就此在中国市场上绝迹。直至现在,中华牌铅笔还是中国人首选的绘图、考试填涂工具。中华牌101绘图铅笔的发明,甚至被称之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中国的民族铅笔工业走上了飞速发展的新生之路。

1916年,汤蒂因出生在上海一个贫寒的市民之家。19岁那年,汤蒂因创办“现代物品社”,职工从6人增加到14人。之后“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1938年6月,汤蒂因带了两个店员,乘船离开上海,经香港再经越南来到了昆明。

汤蒂因发现,当时有点文化和身份的人,都流行在胸前别支金笔。汤蒂因决定自己生产一种别具特色的金笔,取名为“绿宝”。1946年底,汤蒂因开办了绿宝金笔厂,并让从不做广告的越剧皇后袁雪芬在电台为绿宝做广告。绿宝跃升为国内名牌,汤蒂因也被人誉为“金笔大王”。

1949年败走,汤蒂因也没有犹豫,她说我是上海人哪里也不去,10月1日国庆前夕,34岁的她自费来到北京,心情激动的感受“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朝气和美好前景。解放后,汤蒂因带头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向绿宝金笔厂供应生产所需的黄金和白银,又在她生产资金周转失灵的情况下,提供了扶持。“绿宝”不断发展壮大,产品销路大开,几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营业额和利润都达到了建厂以来的最高峰。

1953年,绿宝金笔厂同天鹅金笔厂、博文金笔厂合并,成为“上海绿宝金笔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在北京成立了绿宝金笔厂分厂。1955年,绿宝金笔总厂又与公私合营的华孚金笔厂合并,汤蒂因被任命为这家大厂的私方经理。华孚金笔厂逐渐发展为誉满中外的英雄金笔厂,它生产的产品,从那时起就覆盖了全国。1955年,在汤蒂因的倡议和推动下,上海制笔工业全行业被批准为公私合营。同年,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她,并称誉她是“金笔汤”。

鄷云鹤是搞科研的女科学家、女实业家,在重庆创建了西南化学工业制造厂。从1938年到1988年,整整50年,鄷云鹤以毕生精力投入到我国麻纺织工业的事业,为开发利用麻纤维,推动我国麻纺织工业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当时正在香港躲避的,她毅然放弃了丈夫已经为她办好的去美国的护照和船票,从香港赴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她作为全国工商界界别出席会议,是全国工商界界别16位委员中唯一的女性。

1949年9月,在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鄷云鹤撰写了《关于推广苎麻事业的意见》,详述苎麻的历史、产区、种植、用途并论述推广种植苎麻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建议建立苎麻炼麻纤维厂。1950年,鄷云鹤根据纺织工业部的意见,到上海进行棉麻混纺试验研究,她把抗日战争时期积累的经验,采用小型棉纺机纺制混纺纱,在上海进行试验,取得良好效果。1958年1月22日,她写了《苎麻棉花混纺试验初步总结》,为后来开展苎麻混纺品种生产起了推动作用。这段时间,在上海工作的鄷云鹤,成为 1953年民建上海市分会的委员,1956年又成为民建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筹建中国科学院广州应用化学研究所,鄷云鹤应叶剑英同志的邀请到广东工作。在该所继续开展麻纤维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人材,使该所成为开展中国麻类纤维研究最早的科研单位之一。1964年,鄷云鹤获得苎麻纤维化学变性研究的成功,第一次使苎麻纤维能够与各种纤维在现有的机器上纺纱织布,进入高档商品行列。1971年7月1日叶剑英和分别接见了鄷云鹤,给她很大鼓舞。1978年鄷云鹤被选为第五届中国政协会委员,并出席中国科学大会。1979年鄷云鹤加入中国党。同年,鄷云鹤由广州调至上海工作,继续开展苎麻变性工艺和生产的研究,该项苎麻磺化变性新工艺于1981年5月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三等奖。

孙照明的协大祥绸布店不做广告,但是它用“足尺加一”来做宣传,“真不二价”是挂在协大祥店堂的金字招牌。正因为诚信经营,协大祥的营业额居当时上海零售棉布业之首。

在解放前夕,孙照明曾与协大祥总管理处其他同仁一起利用企业掩护过2位知名的爱国人士。解放以后,孙照明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在劳军捐献,抗美援朝捐献,认购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国家经济建设公债,他和协大祥在棉布同业中,总是走在前列,如:抗美援朝,人民政府号召捐献飞机大炮,孙照明带头捐献,协大祥一家单位就捐献一架战斗机,折合旧人民币15忆,占棉布业全行业捐献的10%。再如: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孙照明带头认购,协大祥认购数也达到棉布行业认购总数的19%。

1951年他担任了上海市棉布商业同业会主任委员。同年,他由毛啸岑、吴振珊介绍加入建国会。毛啸岑是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吴振珊是同行,振源棉布号总经理。他与同是川沙人的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相识,与时任最高人民法院秘书长的闵刚侯相熟。1953年,国家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对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孙照明在协大祥进行了清除陈规,改变经营作风,改善经营管理,在同业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一代民建的民营企业家们当从先贤们的事迹中汲取力量,当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凌云壮志,当有“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当有“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意识,当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抓住新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切实承担起企业家的责任和使命,为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癫痫病患者的寿命会不会很短癫痫的最好治疗方法是什么?湖北癫痫病哪里最好天津癫痫治疗医院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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